火车驶入布鲁塞尔南站时，窗外正下着一种介于雨和雾之间的水汽。站台的灯光在水雾中晕染开来，像是被水洗过的水彩画。我拖着行李走出来，立刻被裹进了这座城市的潮湿里。比利时给我的第一印象，便是这种无处不在的湿润——空气是湿的，路面是湿的，连人们的眼神似乎也泛着水光。

我住在圣凯瑟琳广场附近的一家老旅馆。房间狭小，但天花板高得出奇，墙纸上爬满暗纹，在昏黄的壁灯下若隐若现。老板娘是个佛兰德女人，身材高大，金发紧紧盘在脑后，说话时嘴角会不自觉地向右上方抽动。

"别被天气预报骗了，"她递给我钥匙时说，"比利时的雨有自己的主意。"

放下行李，我走进附近的一家咖啡馆。店里弥漫着咖啡和潮湿羊毛衣物的混合气味。我要了杯热巧克力和华夫饼，邻桌两个老人正在用弗拉芒语低声交谈，声音如同鸽子咕咕。窗玻璃上凝结的水珠滑落，将窗外的有轨电车和行人扭曲成流动的色块。

次日清晨，我站在尿童雕像前。这个闻名世界的小雕像比想象中还要小，被关在铁栅栏里，像个犯了错的顽童。游客们举着手机围了一圈，等待整点换装仪式。当机械装置启动，小人儿真的开始"尿"出清水时，人群中爆发出一阵笑声。我注意到角落里站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，他没有笑，只是皱着眉头在小本子上记录着什么。

下午的漫画博物馆里，我迷路了三次。比利时人似乎对空间有着独特的理解，走廊会突然拐弯，楼梯毫无预兆地出现。在一间展室里，我撞见一个年轻女孩对着丁丁的模型哭泣。她看到我，迅速擦干眼泪，快步走开了。墙上，阿道克船长的画像正愤怒地挥舞着拳头。

傍晚的圣于贝尔长廊里，巧克力店的灯光太亮了，照得那些精致的手工巧克力像是塑料制品。我在一家书店停留，老板正和顾客争论比利时到底算不算真正的国家。"我们只是被临时拼在一起的两种语言罢了，"他耸耸肩，"就像这些书架上法语区和荷语区的书——并肩而立，却从不交流。"

第二天我去了根特。运河边的房屋倒映在水里，颜色比实际建筑更加鲜艳。钟楼下的广场上，一群学生在排练某种中世纪戏剧，他们的弗拉芒语台词我听不懂，但那个扮演公主的女孩眼中含着的泪水是国际语言。我买了包薯条，摊主坚持要我尝试他特制的蛋黄酱。"这才是正宗的比利时味道，"他说，"不是那些给游客准备的玩意儿。"酱汁太咸了，但我还是吃完了整包。

布鲁日的黄昏来得突然。运河游船上的导游用四种语言重复着同样的笑话，游客们礼貌地笑着。下船时，我看到一个老妇人独自坐在长椅上织毛衣，她的毛线篮里放着本《杀死一只知更鸟》。圣母教堂里，米开朗基罗的圣母像前堆满了欧元硬币，而真正的捐款箱却空空如也。

回到布鲁塞尔的那个晚上，我误入了一条小巷。墙上涂满了政治标语和漫画，一个醉汉靠在垃圾桶旁唱着跑调的法国民谣。巷子尽头有家小酒馆，推门进去，里面烟雾缭绕，十几个当地人正围着一台小电视看足球比赛。我要了杯啤酒，酒保推过来时说："小心，这酒比比利时政府还不稳定。"

比赛结束后，一个穿蓝衬衫的男人开始弹钢琴。他弹得并不好，但所有人都跟着唱起来。有人递给我一杯樱桃啤酒，液体红得像血。"喝吧，"他说，"明天欧盟又要开会了，我们需要酒精来消化那些谎言。"

离开比利时的那天，尿童雕像穿上了欧盟小旗子的服装。火车站里，显示屏上的车次信息在法语和荷语之间不断切换。我买了最后一盒巧克力，收银员找零时，硬币上国王的侧脸已经被磨得模糊不清。

火车启动时，天又下起了雨。透过水痕斑斑的窗户，我看到站台上一个穿黄色雨衣的小女孩正努力拉住被风吹跑的气球。气球最终还是飞走了，越升越高，最后变成了灰色天空中的一个红点，然后，不见了。